热点资讯贴身秘书揭开徐景贤大起大落的人生
在文革狂潮中，徐景贤凭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核心成员的身份，一度声名显赫，风光无限。然而，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与文革的终结，徐景贤同样未能幸免于难，他被捕并投入了牢狱之中。
在这充满波折的十年岁月里，徐景贤亲身遭遇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变故，而他在刑满释放后，又是如何去迎接全新的生活。在他生命的终点，昔日老友、王洪文的助手萧木，怀着沉痛的心情撰写了悼念文章《你走了，轻盈如白云》，深情回忆了徐景贤后半生坎坷曲折的历程。文章全文如下。
一
门外，三三两两的人群陆续前来，那不足二十平米的告别厅内，早已被黑压压的人群填满。哀乐低沉而缓慢地回荡在空气中。我随着拥挤的人群，紧贴着彼此，沉重而寂静地缓缓前行，一步步走向那被玻璃器具包围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轻轻挥别这74载岁月，悄然离去，身后既无喧嚣媒体的聚焦，亦无繁花似锦的灵堂布置。你的离去，宛如一片随风而去的白云。你的一生，简朴无华，未曾想过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甚至未留只言片语，连遗体亦无私地捐给了社会。
当我对您决定捐献遗体的想法表示疑惑，您轻笑出声，语气坚定地说：“萧木，若我先行离世，你所目睹的最后一刻，便不再是我个人所有，而是归属于国家、医学界用于科研的样本。仔细思量，这不正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吗？”
徐老，此刻我注视着你所说的“标本”，心中不禁涌动泪水。我明白，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决定。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格上，有几项需要捐献者选择“是”或“否”。面对“是否保留部分遗体？”你选择了“否”。当问到“是否保留骨灰？”时，你也选择了“否”。至于“遗体捐献是否保密？”的问题，你同样勾选了“否”。直至最后一项：“是否保留遗发作为纪念？”你稍作迟疑后，最终选择了“是”。
迈入五十岁，我便已“满面尘埃，鬓发似霜”；见到你黑发如瀑，心中不禁心生羡慕。你笑言，这或许就是遗传基因的魔力？我父亲直至七十高龄，鬓边才渐渐露出了白霜。实际上，头发的颜色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年龄。
我明白了。在你划下那个最后的勾号时，心中必然涌动着对那位您长久深情怀念的父亲、杰出的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思念；同时，你也牵挂着那一双女儿和两个可爱的外孙，您希望他们能够永远铭记，曾拥有一个，即便不经意间瞧去，也依然显得满头黑发的父亲和祖父。
然而，老徐，在我心中定格的第一个形象，你显得比今日更为年轻，发色亦更加乌黑光亮。那会儿，你留着那时盛行的“一边倒”发型，鬓发从前额倾泻而下，几乎触及眉梢，乌黑而明亮，熠熠生辉。
二
与旧交徐景贤的初次邂逅，应当发生在1961年的春末夏初。
“你就是萧木同志吗？真是让你久等了！”……
我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目的，他毫不犹豫地应允。随后，在电梯口的狭小空间里，即便没有一杯白开水相待，我们还是就共同的文学爱好展开了如春日暖风般的深入交流。他那温文尔雅的气质、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平和而文雅的言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中午，他不仅完成了评论稿，还亲自将其送至党刊所在的康平路141号。他骑自行车离去的背影，挥手的瞬间，那坚定而远去的身影，至今仍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时的我们不过二十余岁。老徐，那位我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既满腹诗书之气，又深谙政治之道，堪称革命热情洋溢的代表；然而，他的激情藏而不露，非那种锐气逼人、锋芒毕露的类型，唯有与之一同相处，方才得以领略其真谛。
他自幼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少年时期便开始接触革命思想，随后投身革命事业。这样的经历，使得他在五六十年代那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中，能够游刃有余，从容应对。相比之下，我性格内向，稚嫩且不擅长交际，因此对老徐的成熟态度深感敬佩，尤其对他的从容不迫、轻盈自如颇为羡慕。尽管后来我得知他实际上与我同龄，但我始终将他视为“同年大哥”。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行事和为人上都有追求温文尔雅、不事张扬、不夸大其词的共同喜好，因此我们格外投缘。他总是以兄长的姿态关怀着我，这份情谊数十年如一日，不曾改变。
大约在1962年的夏秋之际，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探索》的小说。起初，这部作品受到了广泛的赞誉，然而后来却听闻，在作家协会举办的一个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批判。有人指责作者在小说中抹黑大跃进，甚至提出要公开发表批判的会议纪要。当时，我本意是想赞美大跃进，并将其视为一次伟大的“探索”，认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于未来的斗争至关重要。然而，未曾想到的是，我的作品竟被误解为“抹黑”，这让我既感到了委屈，也倍感紧张，以至于在接到作家协会开会通知时，我都胆怯不敢出席。
经过两三个月的时光，我又在《上海文学》上阅读到一篇对《探索》进行深入评价的长篇论述。文章虽提及若干不足之处，但从整体及特别是政治层面来看，对《探索》给予了热烈的赞誉和坚定认可，令我深感振奋。该评论的作者正是徐景贤。
随着中苏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在内部层层传递开来，我急于跟上形势的脚步，便开始如饥似渴地、有时甚至是不加甄别地猛攻那些此前难以激发我兴趣的马列理论。与此同时，老徐听说他已投身于石西民主持的写作班，该班位于华山路上的丁香花园内，他“隐居楼中，自成一统”，撰写他的“反修”文章。尽管这一时期我们之间的联系并不多，但我对《内刊》（即《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上的每篇文章都进行了仔细阅读，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文章，因为我知道，这些文章大多出自老徐之手，或者至少经过他的润色。
随后，《五一六通知》的发布引发了文革的浪潮。老徐先是成为了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紧接着又担任了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的代笔人。此后，以老徐为先锋的写作班在1966年12月18日的文化广场大会上高呼出了“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更知主席亲”的口号。文人墨客们也开始投身反抗，组建了一个组织。他们虽怀揣着革命的激情，却不敢明目张胆地称其为司令部，于是羞涩地将其命名为“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段岁月里，我鼓足最大的勇气和满腔热情，主动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中，立志进行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然而，随着编辑部主任和副主任相继被批倒，我这位编委便成了所谓的“候补当权派”。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身为当权派，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指责，应对起来颇为棘手。这使我一度不自觉地成为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
那是一个夜晚，当我身处余庆路机关食堂，面对着有可能演变成暴力的批斗当权派，恐惧涌上心头，我内心的改造决心开始动摇，于是寻找机会逃离了现场。逃出后，我并未深思熟虑要去往何方，于是在街头徘徊了整整一夜，最后在混沌之中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为集中的静安公园。那里彻夜灯火通明，人潮涌动，气氛热烈非凡。正是从那一刻起，我萌生了要创作一部能够正面展现那场被称作“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长篇小说的念头。我埋头蜷缩在墙角的枯叶堆中，默默构思着小说的框架，那种痴迷的状态让我忘却了饥饿与寒冷。
或许不过三两天的时间，我便意识到这样的处境并非长久之策。天色渐暗，似乎又要降雪。恰巧在公园门口偶遇了一位与我关系密切的党刊造反派头目，于是我便请他代为转达，希望他能帮我联系老徐，表达我想要到他那里寻求庇护的意愿。
回音传来，那晚我径直前往位于武康路2号的联络站，推开那扇宽阔而略显陈旧的绿漆大门，踏入熙熙攘攘、似乎正争论不休的大厅。我瞧见老徐从人群中突然转身，迅速向我走来。他的形象，正如他多年后在《十年一梦》中所生动描绘：“我摘下头上的哥萨克皮帽，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热气腾腾，激情澎湃地发表一番演讲……”然而，这一次，他是专对我一人如此：萧木啊，你怎的才来反抗，我一直在等待着你！不过，革命无需论先后，只要能起来反抗，便足矣！
在这刹那，我望着眼前熟悉而又陌生的老徐，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异样感。我赶紧低声自报家门，说我是一个避难而来的“候补当权派”。他这才恍然大悟，应了一声，随后引领我至一间小室，取来热水瓶、搪瓷杯以及十几个报纸夹，安慰道：“你就安心地待在这里吧，这里绝对安全，吃喝不愁，若想阅读，书籍也是应有尽有。”——这一刻，老徐又重现了我记忆中那位“同年大哥”的亲切形象。
随着漫天飘洒的大雪即将为1966年画上句点，上海城内开始陷入一片混乱。老徐来去匆匆，忙忙碌碌，日以继夜地奔波，而我则独自一人躲在小屋里，悠然自得地阅读书籍与报纸（后来有人告知，当年党刊某一派系的人曾试图登门捉拿我，幸得老徐出手相救，但那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既为自己的落伍而深感愧疚与不安，也为老徐能够引领革命的新潮流而心生敬佩与喜悦。然而，有时对于这位昔日温文尔雅的老友，能如此迅速地转变为激进的革命造反派，我心中不禁有些难以置信。
我的怀疑被证实了。
老徐的造反行动，实乃在张春桥、姚文元等已身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者多次电话指示下所发起。因此，他屡遭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以“奉命造反”之名讥讽。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的《造反声明》，该声明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显著影响，其成稿过程颇为曲折。起初，写作班的几位才子认为其初稿“造反精神”不足，遂纷纷提出尖锐批评，经多次修改，方才定型。
我并非意图为已故的老徐辩解，而是希望陈述一段真实的历史。在那个时代，“造反精神不足”被视为一种耻辱。而周围秀才们对他的批评，实则源于一片善心，用那时的言语来描述，便是“帮助同仁”。
1968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专题写作小组成员中，前排右侧的成员为萧木。
“你只需专注于收集传单和小报，这些或许对你的小说创作有所裨益。”
心中喜悦溢于言表，我便索性将铺盖一并搬来。日间，我抓住每一个机会收集资料，夜晚则整理、登记。短短两个月不到，三大柜子的传单与小报便已填满。随着市革会和新市委的相继成立，老徐又力荐我加入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是我心中一直向往的事，加之丰富的阅读资源，尽管工作繁忙，日夜颠倒，但内心却洋溢着前所未有的满足与愉悦。至于老徐，尽管在许多群众集会上依然可见他激情洋溢的演讲，可见他振臂一呼，群情响应的场景，但在我记忆中，他却似乎并不快乐。
自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与居住之地均在康办大院西侧那座楼房的第三层。大院住宅区的草坪边，停放着几辆黑色轿车，那是马天水、徐景贤等三五位市委和市革会的高级干部所专属。透过窗子，我目睹他们出入车门，但对他们的行踪不甚关心。偶尔也会听闻关于“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徐景贤在权力争夺中此消彼长的传闻，然而我对此不甚了了，亦无探求真相的意愿。唯一留意的是，老徐似乎逐渐失去了我记忆中那个飘逸自如的形象，他的外表也随之发生了改变。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发胖，且常披一件鼓胀的蓝布棉大衣，显得更加臃肿、笨拙，背部也微微隆起。我能想象他承受的压力。
某日他偶然造访我们的办公室，我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与工作近况，他仅以八个字回应：“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他多年前赠予我的那本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书中收录了他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其中，《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一文，描绘了船民被湖冰困于湖心，因湖冰无法承受站立之重，岸上人只得横抱竹竿，匍匐前行，只为给湖心船民运送食物。那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情景，与老徐此刻的心境不谋而合。我不禁感到一丝淡淡的忧伤。
“就是嘛，老不写作，笔锋难免会生涩！”这时，老徐长叹一声，感慨地说：“胡适曾言，做了过河的卒子，只能奋力向前。我也是，恐怕想要回头，也已无路可寻了！”
这声叹息中，固然夹杂着几许自豪之情，然而，更多的是那份难以言说的落寞与忧伤。
“萧木啊，你在政治上总是过于天真，有些事情可以做，却不宜言说啊！”
当初，我未曾料想老徐已然位高权重，他所述及的那句话，不过是官场中流传的俗语。他沉默不言，实则已是对话的回应：换言之，便是允许你们先行处理，再行上报。及至后来，我将此事告知朱永嘉，老朱一经听闻便豁然开朗。在他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之下，文艺组陈冀德等同仁齐心协力，自1973年初起，陆续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刊物。
在记忆的深处，大约是1970年9月的某个星期天中午，蕴芳大姐派她的女儿前来，催促我前往她家中。她特意叮嘱一句：“中午不要去食堂用餐。”我自小便习于素食，且有着偏食的恶习，每次做客总会给东家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我急忙赶到食堂，买了一只馒头边走边吃，心想这样便有了婉拒午宴的借口。然而，这借口终究无法成立。桌上虽只是些寻常的佐料，但蕴芳大姐却能将菜肴做得精致可口。桌上已摆满了色香味俱佳的佳肴，还有三只色泽鲜艳、光泽照人的大闸蟹。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老徐引见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熟悉，是因为我曾多次远远地见过他；陌生，是因为这还是我们第一次面对面地坐下。他就是王洪文。
这位是萧木同志，一位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作家，他曾经担任过铁路工人的职务。
我领悟了老徐所阐述的三个要点。首先，他特意强调我曾是一名工人，显然是为了拉近与王洪文的距离，使他更容易接受我。据此推断，第二点可能是我将要承担一项与王洪文有关，具体内容未知的任务。第三点，这两位在传闻中常有不和的市委和市革会的领导，似乎出于某种原因，有了携手合作的意向，而老徐显然是率先伸出和解之手的。
末项让我心情愉悦，而前两项则引起了我的诸多疑问，令我心生不安。
吃米饭时，应注重细嚼慢咽。慢慢咀嚼，待到甜味出现，再缓缓吞咽，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王洪文点头表示赞同，我这个平时吃饭如救火的人更是感到新奇。然而，蕴芳大姐却揭短说：“你少吹了！早一顿、晚一顿，冷一顿、热一顿，都把胃搞出毛病来了，还敢说细嚼慢咽呢！”王洪文惊讶地侧头问道：“你有胃病？”徐先生略显尴尬，笑着回答：“有点，不过还好。”
用过餐后，老徐引领王洪文与我进入内室，轻轻关上了房门。他二人面容凝重，向我简要描述了不久前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那场被誉为“势若撼动庐山、使地球停止转动”的激烈斗争。这场描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也让我明白了为何王洪文与老徐能暂时携手共进。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操控，首当其冲的便是张春桥，这一举措无疑给王洪文与老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敌在眼前”，因此他们都有了摒弃旧怨、团结一致的强烈愿望。
随后，老徐取出文件，向我概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核心内容，以及闭幕会上对全党提出的“学习一点马列主义”的倡议。接着，他透露，他和王洪文已经商定，每天中午抽出两小时共同研读马列著作，决心坚定，毫不动摇。但他又担心某些部分难以理解，因此恳请我担任他们的辅导老师。我心中自明，老徐完全有能力自学，无需辅导，然而我亦能推测，他之所以如此精心安排，实是希望与王洪文共勉。尽管如此，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一职责，目的纯粹是为了逼迫自己多读书。
此后，这项学习活动确实坚如磐石，始终如一地持续着。起初，参与者仅有徐、王二人，不久便吸引了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位同仁的加入。他们研读的，是据称由毛主席亲自圈点的马恩列斯等思想家的经典著作，共计三十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等众位人士聚首一堂。
在那个时期，我和老徐都未曾料想，仅仅因为我担任了这业余的辅导角色，竟使得三年后我受命调往京城。起初，我投身于筹备中的十大党章修订工作；十大会议闭幕之后，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声称，毛主席交付他的首要任务是研读马列著作，因此他以这一理由将我留下了。我依旧保持着“雷打不动”的节奏，每天辅导他两个小时，随后又加入了陈永贵、吴桂贤，继续共同研读三十本书籍。
在此期间，我先后受命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同志起草了一些基础文件，并协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处理他们交办的文字事务。此外，我还在《人民日报》兼职。
我心中不禁涌起忧愁。这烦恼并非源于察觉王、张、江、姚四人怀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是因为身陷“一仆多主”的困境，很少再有闲暇时间投身于自己的创作。
1970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毛泽东主席与徐景贤（位于左一位置）热情握手。
同样，老徐似乎也并不那么称心如意，尤其是1974年春发生的《朝霞》事件，让他长时间深感愧疚。在此，我不愿过多地赘述该事件的原因、经过以及性质（注：关于这一事件，读者可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中陈冀德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一文的详细记载），只想简而言之：它不过是文革浪潮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然而，即便如此微不足道，它却牵动着从基层到中央的广泛影响，映射出知识分子的无奈与尴尬，在错综复杂的权力角逐游戏中显得尤为鲜明。
少数工人造反派成员针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者所撰写的两篇小说中的个别词句，进行过分解读，进而大加挞伐，首先在基层单位中大肆攻击，随后向上级市委提交报告，要求全市范围内展开批判运动。该报告送达康办后，王秀珍与马天水均已签署同意，他们正静观徐景贤的回应态度。
无人知晓老徐内心曾历经怎样的思想激荡，终是画下了一个代表认可的圆满圈圈。
通过我自身的亲身经历，我深刻理解到老徐对友情的珍视。这一点，从1968年秋季，专题写作组被迫解散时，他为每个人精心安排、力求周到的考虑中，便可一目了然。然而，他绘制的那个“O”符号，却在他与几位文友之间长期深厚的情谊上留下了一道污点。按照这种处理方式，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的，便是在1959年便结识的老友、《朝霞》杂志的具体负责人陈冀德，以及两位同样与他相识并受到他热情支持的青年作者。
陈冀德与那两位青年作家，果然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他们接连向我寄来信件，倾诉他们所面临的艰难境地。
王洪文
此事件亦牵连王洪文，显而易见，他站在王秀珍一方。
“这恐怕是误会了。”他安慰我说：“别放在心上，我会让他们停止批评的。”
此事件自始至终仅持续了短短一个月，随后在张春桥的介入与调解下，风波迅速平息。
老徐痛苦不已。
在外人眼中，这似乎不过是为了一个虚名；然而，身处其中的老徐所体验和感知的，实则远超这等简单。他只能独自默默承受那道自己也不解其由的伤痕。
同年五月，我有事返回上海，便顺道拜访了老徐。重逢之际，他激动地紧握我的手，诚恳地说：“萧木啊，我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对于老朱、陈冀德，还有你，我都深感愧疚。”我回应道，我已经与老朱、陈冀德有过面谈，他们对你都表示了充分的理解，没有人对你有所责怪。
他言道：“他们越是宽恕我，我内心的愧疚便愈发深重。岁月流转，当徐、朱、陈与我等数人历经人世沧桑、品尝人生百态后重逢，共剪西窗烛，同话巴山雨，偶尔提及那《朝霞》旧事，亦会相视一笑，依旧清风明月。然而，那一日，我步出老徐家门，漫步于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心中却沉甸甸的。对于老徐，我难以言明是感到他的无奈，还是对他心生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惋惜。我总觉得，像老徐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好远离官场；一旦踏入官场，尤其是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十有八九会遭遇悲剧。”
当时我竟未曾察觉，即便我自诩无甚才华，却也演绎了一个悲剧性的角色！
四
文革落幕之际，我的那部尚处于半途的长篇小说《春江潮》不可避免地被定性为“篡党夺权”的毒草，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残酷的革命批判。而我本人，也历经了炮兵、步兵的隔离室以及秦城监狱的辗转流离，五年半的时光匆匆而过。随后，我在上海的下放劳动中度过了八个月，紧接着形势突变，1982年11月，我被逮捕并依法审判，最终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并被押送至提篮桥监狱接受改造。
监房前方，一条被称为“小阳台”的长宽适中的过道蜿蜒而过。当年，英国设计师或许是为了考虑通风，特意镶嵌了层层叠叠的铁丝网，使得上下两层楼面得以透过这些铁丝网相互窥视。在一次“小放风”的闲暇时刻，我步出监房，偶然向下望去，只见一个犯人正俯身用餐，其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那盛着饭菜的搪瓷碗，竟然是置于一个装有热水的面盆之中。每当用调羹舀取食物时，那饭碗便随之晃动不已，摇曳生姿。我心中忽然灵光一闪，想起了什么。
他那顶哥萨克风格的破旧皮帽，一见之下便让人感到格外熟悉，顿时便猜出了那是老徐！我尝试着用力咳嗽一声，果不其然，一张先是一愣，随后又惊喜无比的面孔浮现了出来。多年来的生死离别，在这突如其来的重逢面前，仿佛隔着一层薄薄的纱。就在这一刹那，那层纱被瞬间捅破，他那份真挚而亲切的情感，至今仍令我难以忘怀。只见他脸上浮现出夸张的表情，嘴巴张得老大，向我示意了两下。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是在问候我“你好吗”。我重重地点了点头，随后也向他示意了两下嘴巴。他也朝我点了点头，然后用调羹敲击面盆，向我传递了一个轻松、天真，又不失滑稽的微笑。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让我不必为他胃病忧虑，然而，泪水还是不争气地涌出了眼眶。
春节过后，鉴于部分年轻罪犯对美术抱有浓厚兴趣，且具备一定的“一技之长”有助于生计，大队部便决定让我与两位曾担任中学美术教师的老年罪犯共同创办一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们经过层层选拔，来自不同中队。鉴于培训班的教学模式包括课堂授课及个别辅导，我得以享有在楼面及各监房间自由穿梭的“特权”。正因如此，我与老徐得以多次见面。
初遇之际，他正忙于拆解纱线。在提篮桥，拆纱是所有在押犯人必须执行的日常劳作，每人都有明确的任务量。然而，对老徐来说，却享有特殊待遇，不必参与这项工作。我好奇地问他为何还在拆纱，他笑着回应，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拆纱只是用来放松心情的小插曲，而且并没有硬性任务指标。
我再次询问他的胃部状况，他回应称问题不算太严重，尚能承受。不过，他需要分多餐来进食，因为一顿吃得过多就会感到不适，闷胀感随之而来。在炎热的天气下倒也无所谓，但若是寒冷天气，便不得不采取你曾见过的土方法来分食。那些分热水给劳役犯的人对我颇为宽容，每次都会多给我一勺热水来热饭，这样一来用餐体验就大大改善了。接着，他又关心起我的身体状况，认为我看起来有些精神不济。我表示，这里比起秦城已经好多了，只是晚上还是睡不安稳。他提到，中队的学员们背后称呼你为“小老头”，说你总是面带愁容。萧木，你真的需要放松自己，彻底放松！你看我现在，“无官一身轻”，这难道不是一种很好的生活状态吗？
确实，在我的记忆里，提篮桥的老徐，相较他担任领导时期，似乎过得更为悠然自得。岁月的痕迹在他身上留下，却更显清瘦、开朗，不再显得笨重、拖沓，脸上也不再带着那副疲惫的神情。
我将踏入刑期终点，与老徐重逢，这次相聚带着告别的意味。他的刑期尚余十年有余。他向我致以祝贺，而我却仍旧显得忧心忡忡。我回忆起我们曾共同投身于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未曾料及现实生活的重重困难。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即将出狱面临的并非理想追求的问题，而是最基本的生活挑战：如何养家糊口，如何供子女上学，这一切我又将如何承担？
徐老表示，总该有最低工资标准吧？那么，我们不妨选择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勤俭节约是我们的革命传统，全社会都将其视为一种荣耀！
你有所误解。贫穷光荣这一观念仅存在于特定历史时期，是一种特殊的道德观念。随着社会“金钱至上”的意识逐渐成为主流，在多数人的观念中，贫穷已变得令人耻辱。
徐老沉默了片刻，继而说道：“我仍旧难以置信你的言辞。”
徐景贤与夫人
刑满释放后，我又被迫滞留在劳动改造工厂。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拼尽全力。尽管我的唯一技能是写作，且无论怎样变换笔名，撰写的历史题材作品仍屡遭封禁，四处碰壁，直到老徐出狱，我的处境依旧艰难。老徐在恢复期间，先是读书，随后陆续写出了一些回忆录，同样遭遇了禁令和挫折，但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态度比我更为从容不迫。我们偶尔见面畅谈，话题总是围绕我们共同的文学兴趣，他很少提及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超脱，一种在经历了人生起伏、世事变迁后努力追求的精神境界。有一次，我故意提起在提篮桥讨论过的话题，我说现在媒体推崇的是“会赚钱，敢花钱”，富翁和名人成了最热门的称呼，连小学生都在攀比谁家的爸爸更有钱，你难道还坚持“勤俭节约”这种被全社会视为荣耀的观念吗？
徐老表示这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期，随即轻松一笑，说道：“那又如何呢？孔子高徒颜回，即便是一碗饭、一瓢水，身处简陋的小巷，别人都难以忍受的困苦，他却依然保持乐观。我们难道不能效仿这位被誉为‘复圣’的颜回吗？无论他人如何评价，我们应当专注于自寻快乐，给自己带来快乐！”
他如此言谈间，我眼前再次浮现出昔日那位身姿优雅、气定神闲的老徐。即便岁月在廉颇的鬓角留下了痕迹，却也增添了几分洞明世事与从容不迫的风采。
徐先生偶尔也会显得不够圆融、不够老练，那便是他反复向我致歉的时刻，其中两次甚至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看来，我那长达十七年的半自由监禁生涯，源头在于我曾在联络站寻求庇护，他接纳了我，随后又向我引荐加入写作小组，并辅导我学习马列主义。这些话听得多了，我便不耐烦地反问：“你难道不知道烦人吗？”接着，我便堵上了耳朵。
徐景贤
我内心深处始终对老徐充满感激，尤其现在更是如此。首先，他当初收留和推荐我，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毕竟人非圣贤，谁能预知未来呢？其次，即便我后来历经波折，这些经历对我洞察人生、审视历史大有帮助，未必都是不幸。毕竟，人生原本丰富多彩，我后半生的经历或许正是别人难以求得的宝贵机遇。我的所谓“放不开”，并非源于这些。实际上，数十年来一直剥夺我作为公民发表作品的自由，这让我感到最为痛苦。写作是我一生的热爱，如果不能写作，我的余生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7年10月，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前来与我商谈，希望能将我的一部旧作长篇小说《堕民》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我的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老徐的名字。早在60年代，他就曾担任过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撰写电视剧本对他而言应当是游刃有余。与他商议后，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提议。这让我喜出望外，随即与制片人签订了改编权的转让协议。小说中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特有的群体，他们被自由民视为天生的“贱民”，可以公开遭受各种侮辱。关于他们的起源，众说纷纭，鲁迅先生则认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代。就题材而言，它涉及从明代到民国的一段悠久历史，似乎并无禁忌之处。然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与老徐仍然谨慎地使用了鲜为人知的笔名。
次年春夏季，连续剧在浙江横店启动拍摄，投资总额高达四百万，拍摄进度已近四分之三。然而，一道突如其来的禁拍令让一切戛然而止。原因在于，根据我与两位制片人共同签署的协议，片头必须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字样。这个“莫莠”，是我年少时所用的一枚笔名，后来鲜有人知。然而，似乎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却迅速揭露了真相：“莫莠”正是“萧木”的别名。
巨额投资眼看将付之流水，而尚处于蒙在鼓里的剧组，其中一两百名演职人员却在横店不畏酷暑，日夜兼程地辛勤工作。一旦禁拍令下达，其后果难以预测。两位制片人火速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道，向下达禁令的部门进行了不懈的恳求，但均无成效。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向我求援，声称无论如何都要“拯救”他们的处境。他们提出的唯一“拯救”之策，就是我“自愿”放弃署名权。我沉默良久，凝视着那两位满头大汗、面露惶恐的年轻人，只得说：抱歉，是我不小心给你们带来了困扰！
传言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剧最终得以制作完成，然而，由于我再次签署了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全新协议，这部作品与我这位原创作者之间已无瓜葛。我不清楚在中国电视剧历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例如此的情形！
向老徐转达此事后，他起初同样感到惊讶，接着便自嘲起来。他认为在我们眼中，我和你都沦为了“堕民”，甚至算不上普通公民。尽管是“堕民”，但毕竟还是“民”啊。有“民”的身份，照样能过得悠然自得！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徐的“自在”生活变得愈发艰难。经济上的拮据之外，他还饱受偏头痛、冠心病和多年老胃病的困扰。他的背也开始弯曲，行走时仅靠拐杖已不足以支撑，需要他人搀扶。在前年的秋冬之际，内耳不幸长出了胆脂瘤，严重破坏了平衡感，使他站立时感到天旋地转，不得不接受了两次手术。由于我已迁至浦东居住，与他家相隔甚远，我只能在他每次手术前，通过电话给予他一些安慰。电话那头，总是传来他爽朗的声音：“放心吧！我在学习做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但他补充道：“不过，这并非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哈哈！”
萧木（左一）、徐景贤（左四）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莫过于那最后一次的欢聚时光，那是在2007年10月27日，我们在江湾湿地公园度过的美好游历。
难道小偷也是老人？老徐喘息着解释，那根拐杖的金属杆能卖些钱，换些烧饼。此言一出，众人皆陷入了沉默。
如数家珍。
徐景贤与女儿
徐老凝视着那起伏不定的波涛，悠然吟咏道：“曾经沧海，难为水……”
接口言：“非巫山非云。”
徐老突然转过头询问，大约是在1972年的春夏之交？那时你与我一同赴京参会，返程途中途径南京，许世友特意邀请我们留宿一晚，并一同游览长江。在江边，我向他们提及，你曾在五十年代创作了一部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部作品吗？
印象模糊。
徐老语重心长地劝道：“萧木啊，我倒是真希望你能够放宽心。你那部小说的命名可谓匠心独运，‘长江的主人’——当初你立下志向，要成为长江的主人。如今岁月流转，年纪渐长，或许已无法成为长江之主，那便且做你人生旅途中的掌舵者吧！”
在这静谧的夜晚，我于灯光之下挥毫泼墨，完成了一阕清新的小词。此词特为老徐而作，旨在记录此次游览的点滴。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川汇聚，天工巧夺，波涛竞相崛起。远眺之处，李仙山巍峨耸立，苏哲江畔赤壁苍苍。金粉繁华的六朝随波逝去，而辞赋之韵，千载流传，宛如风华绝代之客。正当清秋时节，桂香弥漫，云彩戏逐白鹬。
昔日岁月，恍若隔世；眼前美酒，早已倾满杯盏。遂披散头发，挥动船桨，向着西沉的红日驶去。举杯向江水祭酒，高歌一曲，评点古今，于江中扬帆。不须多言。夜幕低垂，乌鸦盘旋于乌台之上，佳人泪滴如珠。
未曾料想，词句初成之际，人却已离我远去，那次的公园漫步竟成了永久的诀别！
五
10月31日傍晚七点钟左右，电话铃声骤起，传来陈冀德颤抖的声音：“老徐离我们而去了！”今天下午4时30分，他可能因过度劳累引发心脏病突发。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小时。
四天光阴似箭，记忆中我们曾漫步湿地公园的身影仿佛仍在眼前。短短96小时，竟如隔世之感。我难以置信，又怎能轻易接受这样的现实？
近日，为了舒缓心头的痛楚，我漫不经心地翻阅《列子》，其中一篇名为《天瑞》的文章提到，古时人们将逝者尊称为“归人”——
若言逝者为归途之人，那么在世者便成了漂泊者。若行而不思归，便是失了家的方向。一人若失去家园，他人或许会指责；若天下人皆失家，恐怕无人能辨识出这错误。那些离乡背井、远离亲族、舍弃家业、四处漂泊而不归的人，又是何种人呢？世人必定会称他们为放荡不羁之徒！
的确，生命终将走向尽头，这与人们应当回归故土的道理并无二致，纯属自然规律。作为“旅者”，若终日流浪无家可归，岂不成了“放荡不羁者”？老徐在短短30分钟内完成了从“旅者”到“归人”的转变，这对他自己和家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福祉——我边读边沉思，以此慰藉自己的心灵。
古语有云：“树倒方能量其根。”老徐今日虽已跌落，却非但不避讳他人的审视，反而展现出极大的勇气，主动让医学专家以无情的手术刀依据严谨的科学准则对其身体进行解剖、切片，并在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检验。在生理层面上，自然可以发现一些被病菌侵害的病变组织，然而在心理层面，我敢断言，即便在显微镜下放大千万倍，即便能洞察出盲从与失误，也绝不可能发现诸如专横、贪婪、欺诈等“心理因子”。相较今日的官场，我为拥有如此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将他的有形“生理遗体”捐献给了国家，依据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精辟论断，他还为后世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若非以情绪化乃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来审视，而是以严谨的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对其“社会遗体”进行剖析、切片，深入分析和研究，那么我坚信，必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一部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这不仅构成了整个大历史的有机构成，同时也成为了人们洞察整个大历史的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