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职务变动，率红军度过关键十一天
序言：娄山关一战后，红军又陷入了困境。
1934年10月，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八万多人离开了中央苏区，开始了一场被称为“长征”的重大战略转移。
到了11月底，红军接连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防线，但在湘江战役中遭受了重大损失。蒋介石指挥的几十万大军依然在后面穷追不舍，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前途变得异常危急。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周总理、朱总司令、张闻天、王稼祥、彭德怀等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得到了采纳。他们成功纠正了之前存在的错误指挥思想，并且撤换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职务。
会议决定，由时任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的周总理和朱总司令来指挥军事，周总理负责做出最后的决定。同时，明确由毛主席协助周总理开展军事指挥工作。
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1935年2月底，红军在娄山关和遵义的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击败了中央军吴奇伟的两个师和贵州军王家烈的八个团，消灭敌人五千四百多人，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蒋介石得知国民党军队在娄山关遭遇惨败，非常生气。3月2日，他来到重庆，就在那里指挥对中央红军的“围剿”行动。他调动军队，继续组织四十多万大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此时，红军只剩下三万多点人，虽然敌人的数量远远多于我们，实力也比我们强，但形势依然非常危急。
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清楚地意识到，遵义并不是红军可以长期驻留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四面受敌”的地方。
遵义位于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处，往北不远处就是重庆，南方则是贵阳，西边则是云南。这里交通便利，非常适合调动军队。而蒋介石的中央军已经进入贵州，随时可能发起大规模进攻。
龙云和刘湘这两个地方的军阀实力很强，他们肯定不会让红军在眼皮底下发展壮大。所以，他们肯定会全力出兵和红军对抗。再加上被打得只剩下半口气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红军留在遵义就会四面受敌。
蒋介石已经指示中央军在贵州北部建立防御工事，意图再次使用“堡垒战术”阻止红军向重庆前进。红军在遵义多待一天，就多一分危险。
由于中央政治局的20多名委员和候补委员每天开会讨论和决策军事指挥问题，效率太低了。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负责具体执行指挥红军的任务。朱德被任命为司令员，毛主席担任政治委员。
红军前线指挥部的第一个重要决定是，引导部队再次穿越习水和赤水，向北横渡长江，进入四川地区，目的是寻找机会与已经在四川坚守一年多的红四方面军汇合。
要想过赤水河，必须先打败驻扎在仁怀坛厂的国民党周浑元第2纵队。这个纵队包括第5师、第13师和第96师，总兵力大约有2.5万人，和中央红军差不多一样多。
周浑元，字乾初，是江西省金溪县人。他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担任过旅长、师长、军长和纵队司令等职务，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将领之一。他在对抗红军的战斗中持续了近十年，几乎没有遭受过大的失败，可以说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将领。
攻打周浑元纵队的任务，就交给林彪和聂荣臻带领的红一军团来完成。
3月9日，红军中央纵队进入枫香镇的苟坝村。不过，在一切顺利推进时，前方的红一军团突然发来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停止对坛厂的攻击计划，转而攻打驻扎在打鼓新场的王家烈部。
一、苟坝会议时，毛主席的职务被暂时调整了。
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苟坝村召开了一次中革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林彪和政委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建议。
这次在苟坝会议上的中革军委成员，日后都成了响当当的大人物：毛主席、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朱总司令、博古、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等。
苟坝会议的级别确实很高，但是，参会人员中级别最低的依然是时任中革军委总预备队的干部团团长和政委，他们是开国大将陈赓和开国上将宋任穷。
会议的主持人张闻天逐一列出了反对在打鼓新场行动的理由：
驻守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只有王家烈的两个被打残的师，而红军有三万多人，打个歼灭战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第二，打鼓新场是黔西的一个重要关口，从这里可以直接通往毕节。这样，红军可以更方便地进入黔西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一个连接川、滇、黔三省的根据地。
第三，打鼓新场那边有黔军的仓库，里面肯定有不少物资，这些缴获的物资正好能补给疲惫不堪、缺粮少弹的红军。
第四点，从娄山关的战斗中可以看出，对付黔军比对付中央军容易一些。红一军团在那次战斗中协助了红三军团，现在他们急切希望能打一场大胜仗来鼓舞士气，所以不太想直接与中央军对抗，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当年中革军委的委员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和尸山血海，但也都是深思熟虑、智慧过人的杰出人物。正是这群精英，后来打出了新中国，并将新中国提升为世界大国。
实际上，张闻天不提那些内容也没关系，因为那二十多人早已把攻打打鼓新场的得失和来龙去脉想得很清楚了。所以，大家都一致认为红军应该攻打打鼓新场。
大家都同意，唯独毛主席表示反对。
毛主席的想法也很直接，打鼓新场的地势局限，不适合红军大规模行动，如果陷入僵持，很容易被敌人包围。再说，进攻打鼓新场这样的明显优势，红军将领们都能想到，难道蒋介石会想不到吗？
要是蒋介石聪明点，就在打鼓新场设个陷阱，那红军可就全完了！
毛主席一个人跟二十多位中革军委的委员们讨论了很久，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毛主席着急了，大声说道：“你们一定要打，那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既然让我负责，又不听我的建议，那我就不干了！”
那些红军的领导们都是难得一见的英雄，见到大家说得这么坚决，谁也不肯退让。别说像周总理、朱总司令、彭老总、刘帅、叶帅、小平同志这样的大人物，就是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富春这些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也是响当当的。
张闻天说：“老毛，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那就按多数人的意见来吧。”毛主席见说服不了大家，只好无奈地摇摇头离开了。
随后，张闻天组织中革军委进行投票，决定免去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同时，决定由周总理和朱总司令负责起草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
看着红军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毛主席心里十分挂念，怎么也睡不着。晚上九点多，他提着马灯去找到了周总理。
无论是宁都会议还是赣南会议，毛主席都选择了服从组织，用事实来说话。但这一次他不能再沉默了，再沉默下去，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都要遭受到灭顶之灾。
二、仅仅一天之隔，红军险些陷入绝境
巧的是，周恩来总理也没睡。明天就要打仗了，作为最高军事决策人，他怎能合眼呢！从白天的争论中，他隐约感到危险的气息，毛主席的话更是不容置疑。
打鼓新场这个地方，中革军委的领导们都没有去过，对那里的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只是听说那里有围墙和碉堡。红军经过长时间的征战，炮弹和炸药已经用得差不多了。如果强攻打不下来，不仅不能鼓舞士气，还会白白损失红军本来就紧张的人员和弹药。
所以，这一战不打也就罢了，要打就非得赢不可，责任重大啊。
更让人担忧的是，当时在川滇黔交界处集结了中央军、川军、滇军、黔军等超过一百个团。要是这些部队像毛主席担忧的那样，一旦打鼓新场出现问题，就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那情况就更糟糕了！
正当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毛主席来了。这次，两人没谈多久。周总理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仔细考虑了一下，觉得攻打打鼓新场确实有点风险。于是，他决定暂时停止进攻，然后在11号重新召开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会议。
后来，这两个人一起去找朱老总，想让老总也支持毛主席的主张。朱老总看到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得那么诚恳，心里虽然还是有点舍不得，但最终还是同意取消之前已经拟好的进攻命令。
许多年过去后，周总理曾回忆道：
毛主席回去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做不太好，半夜里提着灯又来到我这里，让我把命令暂时先别发，再考虑考虑。我听了毛主席的建议，第二天早上又召开了会议，终于说服了大家。
这时已经快凌晨一点了，一直到凌晨三点五十分，时任中革军委二局党支部书记和研究员的戴镜元（当时才16岁，后来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给周总理发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
这份电报虽然简短，只有两条信息，但每一条都像炸雷一样响在耳边。
第一，黔军的一个旅和滇军的三个旅，共14个团正在赶往打鼓新场增援。
其次，川军和中央军的周浑元部队也在集结。如果红军打算攻打打鼓新场，周部和川军可能会从两侧包抄夹击红军。
当时，参加打鼓新场的不只是14个团，还有周浑元、孙渡、吴奇伟和郭勋祺组成的四个纵队，总共十几万人。
由于进攻命令是在10日下午下达的，红一军团要到12日才能到达打鼓新场。那时，聚集在打鼓新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十万人之多。一旦双方交战，后果不堪设想。
11日清晨，周总理依据军委二局提供的机密情报，建议取消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参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中革军委委员最终一致同意暂时不攻打打鼓新场。
此刻，距离打鼓新场最近的国民党援军只剩下不到两小时的路程了！
后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命令》，指出：
军委在昨天晚上九点下达了指示，要求集结在平家寨、枫香坝和花苗田这几个地方的部队，以便寻找新的行动机会，希望大家按照这个指示行动。
蒋介石已经把目光瞄准了打鼓新场这个不太出名的小地方。他认为，红军肯定想要夺取这个地方，所以早就布下了口袋阵，只是看能抓到大鱼还是小鱼罢了！
3月11日的第二次苟坝会议取消了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这是继遵义会议后又一次挽救了党和红军。
在第二次苟坝会议后，中革军委很快恢复了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这时距离他被免职还不到一天的时间。
然而，红军的战士们对放弃这场战斗感到有些惋惜，因为自从娄山关的大胜之后，大家都士气高昂，渴望战斗。但毛主席却目光长远地指出，当前红军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敌人，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机动空间。
打胜仗了，但是要想办法，不然就会像太平天国的石达开一样，最后全军覆没。
大家都心服口服了，毛主席和他们一样，没有特殊能力，也没有特别的消息来源，但他怎么就能猜中蒋介石的计划呢，这简直是个谜。
这充分展示了毛主席在理解人心、兵法和战争核心方面，比其他人更有独到的见解！
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总理、王稼祥和毛主席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把军事指挥权重新交给了毛主席。
林彪与周浑元的激烈对决：鲁班战场上的双杰之战
虽然这次化解了眼前的危机，但红军到底该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对毛主席和红军的领导层来说，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只是证明这条路走不通，可正确的方向依然没找到。
毛主席仔细想了想，最后决定集中兵力对付当时在鲁班场集结的周浑元部队。不过，周浑元的部队实力很强，装备也很好，这可不是一块容易啃的硬骨头。
林彪是红一军团的领导人，当然明白毛主席要攻打周浑元的意图：
周浑元是蒋介石的忠实手下，自从红军进入贵州后，他就一直紧追不舍，让红军感到非常头疼，恨不得把他除掉才能安心。
其次，打击周浑元是为了警告其他人，如果能击败周浑元，刘湘和龙云也会害怕，为了避免消耗自己的力量，他们就不会全力追击红军，这样红军就能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了。
鲁班场离茅台镇渡口很近，行军半天就能到。如果红军过河时周浑元来攻，那可就麻烦了。要过赤水河，先要取鲁班场，相当于周浑元成了挡路的恶狗，非打不可。
此刻，聚集在新场的国民党军队距离红军主力只有不到两天的路程。既然要迎战周浑元的部队，就必须速战速决，一刻也不能耽误。
这才是让林彪感到压力山大的原因：原本可以攻打实力较弱的黔军两个师，却选择去攻打中央军三个师。兵法上讲究先攻打弱敌再打强敌，这种做法简直违背常理！
不仅林彪提出了不同意见，红军第三军团的彭德怀也向中革军委表达了反对的看法。
鲁班场敌人的阵地非常坚固，地形对我们也不利，直接攻打周浑元几乎没有可能。看来我们应该迅速撤出当前的战场，控制仁怀和茅台两地，然后向西渡河，以此来吸引滇、川两地的敌人，寻找更有利的机动机会。
彭总和林总都是很有见识的指挥官，他们对战场形势的了解非常准确。但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如果不打这一仗，红军可能就会迷失方向。所以，这场战斗是不可避免的。
1935年3月14日晚上9点，中革军委下达了进攻鲁班场的命令，要求红军集结所有力量，在第二天消灭鲁班场和三元洞的敌人。
3月15日清晨，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主要部队，包括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的主力和干部团，从右侧进攻；董振堂和李卓然指挥的红五军团及红三军团的一部分，则从左侧向鲁班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猛烈攻击。
这一仗打得可真是惊天动地，杀气冲天，让人胆战心惊。
那时候，在鲁班场，周浑元的部队有三个师加上一个旅，总共十五个团。而红军虽然也投入了十五个团参战，但因为要准备应对增援，实际上能用来进攻的人手比敌人的防守力量还要少一些。
周浑元在3月初抵达鲁班场后，立刻带领手下开始修建大量防御工事。光是碉堡就建了70多座，而且在碉堡外围，还用缠着藤条和荆棘的木桩围成一圈，就像铁丝网一样，形成了坚固的环形防御。
经过半年的激烈战斗，红军的火炮几乎全部耗尽，重机枪的子弹也所剩无几。相比之下，周浑元的部队装备要好得多，他们一个连就有9挺轻机枪，一个营配备6挺重机枪，一个师更是拥有18门迫击炮，还有一些当时非常稀有的山炮。
可以说，他的部队装备和实力差不多比整个中央红军还要强大！
林彪指挥红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了鲁班场，却特意留出了西面。他不打算正面硬碰硬，最理想的情况是能让周浑元撤退向西，这样就不会影响红军过河，也就达到了这次战斗的目的。
但周浑元却误解了林彪的意思，他担心红军是围三缺一，有意放一条路，让国军无法防守也无力进攻。因此，他决定不再移动，安心在鲁班场坚守不动。
红一军团的进攻在15日上午7时开始，东面的战线很快变得非常激烈。因为红军没有大炮，也没有炸药，所以无法攻克周浑元的碉堡。而国民党军则躲在碉堡里，对着红军的进攻队形疯狂扫射。
红军向来不采取鲁莽的进攻方式。当正面攻击遇到困难时，红一军团迅速调整策略，派遣了一师中的两个团和二师的第六团，由红一师的师长李聚奎（后来成为开国上将）带领，从李村沟绕到鲁班场的北边进行包抄。
当红军的绕行部队到达茅坪时，与早已准备好的国民党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周浑元经验丰富，早就预料到红军如果正面进攻不顺利，可能会选择绕道包抄，因此他命令第五师派出一个旅，在茅坪方向挑选有利地形进行阻击。
因为国民党军队有准备，占据了有利位置，红军的战斗非常艰难。李聚奎看到战士们冒着雨点一样的子弹，不顾生死地向上冲锋，心里疼得都快碎了。那都是经过湘江战役，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啊！
不能盲目行动！他果断下令，让红军假装败退。国民党军队见红军突然停止抵抗，盔歪甲斜地向东逃散，误以为红军已经丧失斗志，纷纷从工事中冲出，企图多抓些俘虏。
国民党的军队和红军一方追击，一方逃跑，很快就到了踩山坪。到了这里之后，情况变成了国军往上攻，红军则负责防守。
只听李聚奎一声命令：打！事先埋伏在踩山坪的红二师六团突然从两边高地向国民党追兵猛烈开火，之前假装逃跑的红军部队立刻掉头反击，迅速向国军发起冲锋。
国军三面受敌，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好狼狈逃窜。一时间，战场形势完全逆转，变成红军猛追，国军溃败。不过，国军真的被打垮了，连茅坪的阵地都不想守了，被压缩到团标寺附近的二线阵地。
国民党在团标寺也建了不少碉堡，不过这次想继续顽抗可没那么容易了！英勇的红军战士趁国民党还没站稳脚跟，直接把手榴弹塞进了碉堡里。
一声巨响，砖头和泥土高高飞起，碉堡里的国民党士兵有的被炸死，有的被倒塌的砖石压死，红军也攻破了第二道防线。
在东南方的白家坳，董振堂带领红军第五军团与国民党军第九十六师展开了激战。红军第五军团的攻势非常猛烈，而第九十六师也不甘落后，双方战斗得异常激烈，甚至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双方仍然打得不分上下。
上午，红一军团开始总攻，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红十团和红十三团从西南方向对守卫白果寺和丁家山一带的国民党第九十六师发起进攻。
因为协调工作做得不够好，红三军团直到中午才开始进攻，没有在国民党军还在修建防御工事的时候迅速出击，结果错过了最佳时机。
双方战斗了一整天，红三军团并没有占到便宜。此时，周浑元已经换上了第十三师来接替九十六师的防务。十三师的师长万耀煌（抗战胜利后担任了湖北省政府主席）看到红军的兵力和火力都一般，就安排了一部分部队防守阵地，自己带一个团向林彪的红一军团的右翼实施反包围。
下午三点，林彪下令红军各部队对鲁班场发动总攻。没想到，红一军团的右翼突然打响了，林彪只能分出兵力去阻挡敌人。这样一来，双方的阵地变得错综复杂，像犬牙交错一样。
红一军团的战士们虽然已经非常疲惫，但仍使出最后的力气，从东、北两个方向不断冲击敌人的阵地。这样，国民党军队逐渐被逼向西方，到处可以看到被炸毁的碉堡和工事。
国民党的九十六师已经到了必须死守的地步，再往后撤就没有退路了！现在阵地上的荆棘和杂草都被踩得平平的，到处都是双方士兵的鲜血。
两边都在硬撑，比耐心，比时间。对周浑元来说，每一分钟的拖延都增加了一分胜算，因为他有的是时间，而红军的时间却所剩无几了。
下午5时左右，红三军团在西南方向成功夺下了敌人的重机枪阵地。到了黄昏时分，红一军团从西北方向逼近了鲁班场周浑元主阵地。红五军团也已经越过白家坳阵地，国民党军的阵地一个接一个地被红军攻破了。
晚上7点左右，周浑元的三个师主力被压缩到一起。鲁班场主阵地的国军工事更加坚固，火力更密集，而且是交叉火力，这让林彪非常头疼。
战斗打了四个小时，红军的各个部队都损失惨重，可是眼看就要结束的战斗却迟迟没有结果。
得知红军正猛烈进攻鲁班场，蒋介石命令孙渡和吴奇伟两个部队迅速前往鲁班场。同时，川军已有8个团距离鲁班场西北不到30公里。
如果再不撤出战斗，红军就会前后受敌！当天晚上八点，中革军委下达命令，要求各军团撤出战斗。除了红六团负责监视周敌，其他部队立即转移到中枢、坛厂、小河这些地方。
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毛主席带领红军从被动局面转变为积极主动。
16日一大早，陈赓带领干部团协助红六团从鲁班场撤出。当天，全体红军在茅台镇第三次渡过赤水河，进入了四川南部的古蔺地区。
因为被红军吓坏了，周浑元虽然发现红军已经撤退了，但他害怕红军会再次设套，干脆躲在鲁班场不动，一枪未发，看着红军渡过赤水河。
听说中央红军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非常担心红军会北渡长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他赶紧命令各路军队向西追击，想在古蔺东南把红军消灭掉。同时，他还赶到贵阳准备指挥剿灭红军。
没想到，毛主席指挥红军突然改变方向，向东行进。3月21日，他们四渡赤水河，迅速向南接近贵阳。之后，他们从贵阳南边转向西边，巧妙地渡过了金沙江，成功摆脱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从3月10日的苟坝会议到3月21日的四渡赤水，毛主席引领中央红军经历了长征中至关重要的11天，书写了战争史上的传奇。
在四次渡过赤水河的行动中，第四次的“声东击西”策略最为精妙，让人赞叹。这次行动后，毛主席和红军开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第一次过赤水是因为土城之战被迫的，第二次过赤水是被敌人追赶出来的，第三次过赤水是打了周浑元一仗后主动撤退的，而第四次过赤水则是毛主席带领红军的从容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