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西安事变前，此人给中央发送四封密信，建国后被雪藏不得“重用”
1975年2月的一个早春，一位73岁的老人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的大门。
这个人就是刘鼎——那个曾在西安事变中立下汗马功劳、被毛泽东多次称赞"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老同志。
此时，他已经在监狱中被关押了整整7年。
谁能想到，这个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重要贡献的功臣，会在新中国成立后遭遇如此坎坷的命运？
01
1936年4月的陕北，春寒料峭。在延安城外一座简陋的天主教堂里，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秘密会谈正在进行。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与东北军少帅张学良进行着历史性的对话。在场还有一个不起眼的中年男子——刘鼎。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看似普通的川籍知识分子，即将成为连接中共中央与张学良之间最重要的纽带。
刘鼎，原名阚思俊，1903年出生于四川南溪的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远赴德国勤工俭学，后来又转到苏联深造。1929年回国后，他在周恩来和陈赓领导的中央特科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情报和统战本领。
这次肤施会谈之所以能够成功举行，刘鼎功不可没。早在3月份，经宋庆龄介绍，他就以"机械师"的身份来到西安，与张学良接触。
第一次见面时，张学良就咄咄逼人地提出了三个尖锐问题：
「为什么共产党骂我投敌卖国不抵抗？为什么苏联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红军对东北军打得那么厉害？」
面对张学良的愤怒质疑，刘鼎没有当场回答，而是说回去想一想。
第二天，刘鼎的回答让张学良刮目相看：
「少帅，这些表面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个根本原因——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唾骂您'不抵抗'，中国共产党是和人民站在一起的。您现在最好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抗日，这样才能一洗当年的耻辱。」
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心服口服，当即表示：「刘先生就是我要找的共产党朋友！」
02
肤施会谈结束后，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正式任命刘鼎为驻东北军的党代表。从此，他以张学良副官的身份，成为中共中央与东北军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
更重要的是，从1936年4月到12月西安事变爆发，刘鼎化名"择生"，先后给中共中央发送了四封至关重要的密信。
第一封密信写于4月27日，刘鼎刚从瓦窑堡返回洛川的当晚。在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后，他兴奋地在信中写道：
「事情出乎意外，原来人们所想的太短促了。这位老头子昨夜同我见面，他第一给我一个东西，第二表白他的不小的计划。这二者都可见他一日千里地进步着。」
信中的"老头子"是张学良的代号，"不小的计划"则暗示着张学良正在酝酿着什么重大行动。
第二封密信更加具体地描述了张学良的思想变化：
「春季茂茂的万物，也迫使了他，促使了他。此外，加上他的大老板越发地在他面前显恶，他家大大小小的嘴巴也很厉害，很多人逼他。而且他已感觉到大老板对他开始了恶毒的布置。」
这里的"大老板"指的就是蒋介石。刘鼎敏锐地观察到，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不满日益加深，而张学良也越来越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第三封和第四封密信则更加详细地汇报了东北军内部的动向和张学良的决心。
这四封密信，为中共中央准确判断形势、制定正确策略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说，没有刘鼎的这些密信，中共中央就无法及时掌握张学良的真实想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就无从谈起。
03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外的华清池传来了枪声。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一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刘鼎在第一时间就向中共中央发出了电报。
事后张学良对刘鼎解释说：「我之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你，是担心泄密。现在行动已经开始，请你立即通知延安。」
凌晨5时，刘鼎用干电池发报机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第一个信息：「西北全部武装暴动，意图俘虏卖国头子，举抗日义旗。」
这份电报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正是因为及时收到了刘鼎的报告，中共中央才能在第一时间了解事变的详细情况，迅速制定出正确的应对方针。
当周恩来乘坐张学良的专机抵达西安时，刘鼎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先是把中共代表团引到七贤庄的秘密交通站——那个以牙科诊所为掩护的联络点。周恩来在这里刮去了长征以来一直蓄着的大胡子，然后才前往张公馆。
在西安事变的整个谈判过程中，刘鼎承担了繁重的联络和协调工作。李克农夸奖他"成了代表团的大管家"。从沟通战略到购买书籍药品，从安全保卫到各方联络，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
更关键的是，刘鼎还敏锐地发现并处理了一个可能影响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时西安城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叫"雷电社"的神秘组织，用无线电向全世界宣布："现在西安城墙上红旗飘飘，群众运动轰轰隆隆。"这样的消息让外界以为张、杨已经"赤化"，被共产党所利用，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极为不利。
刘鼎接到中央的询问后，立即展开调查。
经过细致的排查，他终于在东城门楼上发现了真相：几个学兵队员和西安学生搞到了国民党特务的一部秘密电台，在事变后几天自编自发了一些新闻。他们以为抓到蒋介石就大功告成了，应该到处红旗飘飘。
刘鼎耐心地对这些年轻人说：
「你们这种想法做法，不仅天真幼稚，而且会被敌人利用。现在最重要的是国内和平，一致对外，联合抗战，任何与此不符的做法都对革命不利。」
在他的说服下，"雷电社"停止了活动，避免了一场可能的政治风波。
04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扣押。东北军内部出现分裂，1937年2月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事件"——主战派错杀了主和派的王以哲将军。
为了避免东北军彻底分裂，周恩来决定把肇事的孙铭九等人尽快送出西安，这个危险的任务又落在了刘鼎身上。
冒着被指控为"保护杀人犯"的风险，刘鼎把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三人安全送到了三原红军驻地，避免了东北军的进一步内讧。
毛泽东对刘鼎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多次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然而，命运的齿轮即将发生残酷的转向。谁能想到，这个为民族大义、为党的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老革命，在新中国成立后会遭遇如此坎坷的人生？
05
新中国成立后，刘鼎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械、船舶、汽车和电器等重要部门。凭借着在德国和苏联学到的技术知识，以及多年的军工经验，他为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刘鼎组织兵工生产，为志愿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他还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批18种陆军制式武器的型谱，为人民军队的武器标准化奠定了基础。
然而，政治风云的变化如同山雨欲来。从50年代开始，一种不祥的阴霾开始笼罩在刘鼎头上。
康生，这个擅长整人、专搞阴谋的政治投机分子，把目光盯上了刘鼎。作为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同志，刘鼎自然成了康生怀疑的对象。
更要命的是，康生等人开始有意无意地散布一种说法：凡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过的，特别是被敌人抓过的，都有"历史问题"。
刘鼎在30年代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虽然后来在同志们的营救下获释，但这段经历成了康生等人攻击他的借口。
更加荒谬的是，刘鼎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反而成了他的"罪证"。
按照康生等人的逻辑：你和张学良关系那么密切，你怎么能证明自己不是特务？你对东北军内部情况那么了解，会不会是敌人安插的内奸？
这种颠倒黑白的指控，让刘鼎感到既愤怒又无奈。
06
60年代初，一个不成文的决定在高层悄然形成：刘鼎被内定为"不得重用，不能担任正职"。
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正式文件，没有经过任何组织程序，甚至连具体的理由都说不清楚。但就是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内定"，彻底改变了刘鼎的人生轨迹。
从此以后，无论刘鼎工作多么出色，贡献多么突出，他都只能担任副职。每当组织上要提拔他时，总会有人在背后说：「刘鼎同志历史复杂，不宜担任正职。」
刘鼎虽然心中委屈，但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着。
他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台12600吨水压机的制造，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他还负责编写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技术人才。
但是，历史的车轮并没有因为他的努力而停止碾压。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康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终于找到了彻底整倒刘鼎的机会。
07
196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到刘鼎头上。
康生和江青等人指挥专案组，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硬是把刘鼎打成了"大叛徒、大特务"。
那些所谓的"罪证"，无非是一些子虚乌有的指控：说他在30年代被捕后"叛变自首"，说他在西安事变中"为敌人收集情报"，说他建国后"暗中勾结境外势力"……
每一条指控都是那么荒谬，每一条"罪名"都是那么牵强，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些就足以置人于死地。
1968年的一个深夜，几辆吉普车停在了刘鼎家门口。红卫兵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地给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戴上手铐，押往秦城监狱。
那一刻，刘鼎想起了30多年前在西安事变中的那些日日夜夜。
当年，他为了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工作。他以为，新中国成立后，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人会受到尊重，那些为人民立下功劳的人会得到公正的对待。
但现实是如此残酷。
08
秦城监狱里的岁月，对于年迈的刘鼎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折磨。
狭小的牢房，简陋的生活条件，更要命的是那种精神上的摧残。专案组的人不断地对他进行审讯，要求他"交代问题"，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行"。
但刘鼎始终坚持真理，绝不屈服。
「我没有叛变，我没有当特务，我问心无愧！」
这是他在每次审讯中都要重复的话。
更让人敬佩的是，即使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刘鼎仍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纸张——牙粉袋、草纸、包装纸，他凭着惊人的记忆力，用牙齿咬出的铅笔芯，写下了近20万字的技术总结和建议。
这些手稿涉及兵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刀具等各个方面，是他一生技术经验的结晶。
令人感动的是，在这20万字的手稿中，竟没有一字一句涉及个人的遭遇和是非荣辱。
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
「父亲在狱中还能听到附近机场飞机起降的声音。他说，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大，说明转速提高了，马力增强了。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在想着自己的事业，想着祖国的航空工业。」
09
1975年2月，73岁的刘鼎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的大门。
整整7年的牢狱生涯，并没有压垮这个老人的意志。
出狱后的刘鼎，头发全白了，身体也更加虚弱了，但他的眼神依然坚定，精神依然昂扬。
他把在狱中写下的20万字技术资料全部上交给了国家，没有要求任何回报，也没有提出任何条件。
但是，刘鼎的平反之路却还很漫长。
虽然出了监狱，但他头上的"帽子"并没有摘掉。在很多人眼里，他仍然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些原来的同事和朋友，见到他时都会投来异样的眼光。
更让刘鼎痛心的是，一些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历史，不了解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贡献。
在他们看来，刘鼎只是一个"大叛徒、大特务"，是一个反面典型。
面对这种情况，刘鼎并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消极抱怨。他相信，历史终究会还他一个清白，人民终究会了解真相。
10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刘鼎案件的平反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3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撤销加在刘鼎身上的错误结论，为他彻底平反，完全恢复他的政治荣誉。
1986年，中共中央再次作出决定，进一步肯定了刘鼎的历史贡献，彻底澄清了所有不实之词。
正义虽然迟到了，但终究没有缺席。
1986年7月25日，刘鼎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在他的追悼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刘鼎同志是我国军工事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在军事工业和机械工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我党我军的光荣史册。」
这个评价，终于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还给了刘鼎应有的荣誉。
主要信息来源：
《党史博览》刊载窦应泰《揭秘：西安事变前中共中央曾收到四封密信》中共中央党史文献《刘鼎年谱》《西安事变史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