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资讯仁德的伪装？刘备称帝后连斩四功臣，揭开昭烈皇帝面具下，一场拯救蜀汉的必要之恶
公元221年，成都，武担山之南。
五十九岁的刘备，身着十二章纹的冕服，头戴悬垂十二旒的平天冠，一步一步，沉稳地踏上了祭天的坛台。他的脚下，是蜀中父老的翘首期盼；他的眼前，是半生戎马换来的锦绣江山。当蜀汉的国号与昭烈皇帝的尊号响彻云霄时，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中，刘备那张刻满了风霜与颠沛的脸上，终于流下了两行混杂着激动与感慨的泪水。
人们赞颂他，是因为他那面扛了一辈子的“仁德”大旗。从涿县的桃园，到当阳的长坂，这面旗帜吸引了无数英雄豪杰生死相随，成为了乱世之中一抹最温暖的人性亮色。
但历史的B面，往往隐藏在最辉煌的时刻背后，在礼乐与欢呼的间隙中，悄然展开。
就在这顶峰时刻之后的短短两年之内，这位以“仁德”闻名于世的昭烈皇帝，却令人惊愕地，将四位功勋之臣——彭羕、刘封、张裕、雍茂——连续送上了黄泉路。屠刀之决绝，手段之酷烈，与他流传于世的形象形成了惊人的反差。
这究竟是一次晚年昏聩、鸟尽弓藏的暴行？是“仁德”面具在权力巅峰滑落后的真面目暴露？还是在帝国初定、内外皆患的危急时刻，一场为了拯救这个新生政权而不得不执行的、冰冷而残酷的政治手术？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撕开历史的温情脉脉，直视那位白袍金甲的仁者内心深处，最不为人知的挣扎与决断。
01
“彭羕此人，心大志广，难可保安。”
成都的皇宫之内，烛火摇曳，将诸葛亮清瘦的身影投射在冰冷的墙壁上。他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静，没有波澜，但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泰山般的重量，精准地敲击在刘备的内心深处。此时，彭羕因为被外放为江阳太守，心怀怨愤，竟然在私下里找到了镇守一方的骠骑将军马超，言语之间，充满了对朝廷的抱怨，甚至隐隐流露出策动马超另立山头的意图。
刘备静静地坐在龙椅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扶手上的龙纹。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彭羕的模样。那是一个身形高大、才华横溢的蜀中名士，曾被法正与庞统共同举荐，称其有“英雄之才”。在自己入蜀之战和汉中之战中，彭羕出谋划策，调度有方，功劳簿上，记着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杀一个有功之臣，尤其是一个在益州本土士族中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代表人物，这无异于亲手打碎自己赖以立身的“仁德”金字招牌。这意味着他将不再是那个与士卒同甘共苦的刘豫州，而是与曹操、与所有冷酷君主并无二致的帝王。
殿内一片死寂，只有烛火爆裂时发出的轻微“噼啪”声。刘备的目光穿透了眼前的黑暗，似乎看到了更遥远的、潜藏在帝国深处的危机。他看到了派系林立的朝堂，看到了关羽败亡后蠢蠢欲动的暗流，看到了自己若稍有不慎，这个用鲜血和理想浇筑的政权便会分崩离析。
片刻的沉默之后，那双曾因百姓受苦而流泪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冰冷的、属于帝王的决绝。
「收押，处死。」
命令下达得干脆利落，不带一丝情感的温度，更没有丝毫拖泥带水。负责记录的史官，甚至能从这简短的四个字中，感受到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与杀气。
当彭羕在狱中接到赐死命令的那一刻，他或许至死都不明白，那个曾经礼贤下士、连一个小小县令徐庶的母亲都要亲自照顾的刘备，为何会变得如此冷酷无情。而朝堂之上，那些益州旧臣们，则在惊恐与不解中，看着御座上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仿佛第一次，真正认识了这位他们宣誓效忠的新皇。
02
刘备的“仁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他唯一的、也是最宝贵的政治资本。
回望他的前半生，那是一部写满了失败与流亡的史诗。从黄巾之乱中与兄弟并肩作战，到兵败徐州、狼狈地依附于自己的敌人曹操；从官渡战后投奔袁绍，到寄人篱下于荆州刘表，他几乎输掉了一切可以输掉的东西。他没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和雄厚的兖豫根基，更没有孙权“父兄创业”留下的江东基业。
他所能倚仗的，唯有那个日渐式微的“汉室宗亲”身份，以及那份无论顺境逆境，都始终被他高高举起的“仁义”大旗。
正是这份看似虚无缥缈的仁义，让关羽、张飞这两位万人敌的猛将，在富贵与权势的诱惑面前毫不动摇，一生追随；让赵云在长坂坡的尸山血海中七进七出，只为护住他那一点微弱的骨血；更让那位被誉为“卧龙”的旷世奇才诸葛亮，感其三顾茅庐之诚，毅然走出隆中，为他擘画了三分天下的宏伟蓝图。
可以说，刘备的“仁德”，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武器，是他在乱世中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
但一体两面，这份“仁德”，也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为了维系这面旗帜，他的团队构成变得异常复杂，如同一条由无数支流汇聚而成的大河，表面看似壮阔，水面之下却布满了无数的暗礁与漩涡。这个政治集团，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派系：
其一，是元老派。这是刘备的权力基石，以关羽、张飞、赵云、糜竺、孙乾等人为代表。他们从刘备微末之时便一路跟随，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与背叛，彼此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君臣，更像是家人与兄弟。他们的忠诚毋庸置疑，构成了蜀汉政权的军事核心与精神支柱。
其二，是荆州派。这是刘备事业腾飞的翅膀，以诸葛亮为核心，包括庞统、马良、马谡、蒋琬、费祎等人。他们在刘备占据荆州后加入，大多是荆襄地区的才俊之士。他们拥有卓越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治国能力，是蜀汉的行政与智力中枢。但也正因如此，他们不可避免地占据了政权的高位，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其三，是益州派。这是蜀汉政权的地基，成分最为复杂，大致又可分为随刘焉、刘璋入蜀的“东州派”（如法正、李严、吴懿等）和益州本土的士族豪强（如黄权、谯周、彭羕等）。他们是在刘备夺取益州后，或主动或被动地归附。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掌握着地方的资源与舆论。刘备想要稳固统治，就必须依赖他们，但他们的忠诚度，也是最值得怀疑的。
在创业维艰、共同的敌人曹操无比强大的时候，这三大派系尚能以“兴复汉室”的共同目标为纽带，同舟共济。可一旦建国称帝，昔日的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时，那些潜藏已久的裂痕，便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成为了这个新生帝国最大的政治隐患。
03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荆州的意外丢失和关羽的悲壮败亡。
公元219年的那场荆州之变，对刚刚达到事业顶峰的刘备集团而言，不啻于一场惊天动地的雪崩。它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隆中对》战略规划被拦腰斩断、蜀汉痛失半壁江山的军事损失，更是一场引爆了内部所有潜在矛盾的政治大地震。
镇守荆州的，正是元老派的领袖、刘备的结义兄弟关羽。而荆州，又是荆州派人才的故乡与根基。关羽的败亡，使得元老派与荆州派同时遭受了重创，这直接打破了蜀汉内部脆弱的派系平衡。
一时间，成都朝堂之上，暗流涌动。那些早已对荆州集团占据高位心存芥蒂的益州本土派势力，终于找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难机会。在他们看来，关羽的刚愎自用，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而这一切，都应该由重用荆州系人马的刘备和诸葛亮来承担责任。
各种非议与指责，开始在私下里悄然流传。这股暗流之中，彭羕，无疑是掀起浪花最大的那一个。
彭羕是益州广汉人，才华横溢，但性格却极其高傲，甚至有些狂妄。他最初并不被刘璋所用，后来在法正和庞统的极力推荐下，才得到了刘备的赏识和重用。刘备任命他为治中从事，这个职位权力很大，几乎相当于丞相的副手。彭羕也确实不负众望，在内政和后勤方面展现了非凡的才能，常常因为办事干练而面露得色。
然而，他的性格缺陷也让他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当他看到诸葛亮稳坐丞相之位，总揽全局时，内心的不平衡与日俱增。他自认为才能不在诸葛亮之下，却屈居其后，这让他难以忍受。这种傲慢最终让刘备都有所警觉，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刘备决定将他外放为江阳太守，意在磨砺其心性。
这次贬谪，成了点燃彭羕心中炸药的导火索。他感到自己被排挤、被羞辱，一腔才华无处施展。在极度的怨愤之下，他做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他去拜访了手握重兵、同样有被排挤之感的骠骑将军马超。马超虽是元老，但并非刘备嫡系，且有羌胡背景，在蜀汉的权力核心中始终有些格格不入。
彭羕对马超说出了那句要了他性命的话：“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 这句话，已经远远超出了私下抱怨的范畴，而是赤裸裸的政治煽动，意图联结内外，动摇国本。
马超被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虽然对自己的处境也有不满，但深知刘备的厉害，更明白这种密谋的风险。他沉默不语，事后立刻将彭羕的言论原封不动地写成奏折，上报给了刘备。
刘备在看到奏折的那一刻，便敏锐地意识到，彭羕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或派系摩擦。在自己即将倾全国之力为关羽复仇、东征孙权的敏感时刻，彭羕的行为，是在后方点燃了一把足以烧毁整个帝国的烈火。
如果不能用最迅猛、最决绝的雷霆手段，镇压住这股离心离德的苗头，那么他为关羽复仇的大业，将未出成都，就先被内部此起彼伏的纷争彻底瓦解。彭羕，必须死。他要用彭羕的血，来警告所有心怀异志的人。
04
彭羕的血，让成都初夏的空气中都带上了一丝紧张的腥味。朝堂之上，益州派的官员们噤若寒蝉。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刘备的屠刀，并未因为第一个牺牲品的倒下而停歇。
第二个目标，是他的义子，那个曾被他寄予厚望的“准继承人”——刘封。
刘封本是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的外甥，在刘备投靠刘表，年过四十仍无子嗣时，被收为义子。刘备对他视若己出，悉心培养。刘封作战勇猛，气力过人，跟随赵云、张飞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在刘备集团的第二代中，是当之无愧的翘楚。
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同样发生在那场荆州之变。
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在围攻樊城和襄阳之际，战事陷入胶着，兵力捉襟见肘。他多次派出使者，要求驻扎在上庸三郡（今湖北、陕西交界）的刘封和孟达发兵支援。上庸距离襄樊前线，水路顺流而下，不过数日之程。这支援军，本可能成为压垮曹仁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刘封和他的搭档孟达，却以“上庸三郡刚刚归附，人心不稳，不可轻动”为由，拒绝了关羽的命令。
这个决定，在军事和政治上都犯下了无可饶恕的大错。它直接导致关羽在腹背受敌的绝境中，孤立无援，最终兵败身死。事后，孟达畏惧刘备的责罚，加上与刘封不和，索性率部投降了曹魏，并反戈一击，配合魏军攻打刘封。刘封独木难支，兵败之后，狼狈不堪地逃回了成都。
当刘封跪在刘备面前时，这位刚刚失去手臂般兄弟的皇帝，内心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他痛斥刘封见死不救，痛斥他欺凌同僚孟达（导致其叛逃），但看着这个自己一手栽培、寄予厚望的“长子”，他起初，并未动杀心。或许，他只是想将刘封贬为庶人，让他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一生的代价。
然而，就在这时，丞相诸葛亮再一次冷静地走上前来，向刘备进言。这一次，他的话语比劝杀彭羕时更加冰冷，如同一把淬毒的手术刀，精准地刺向了刘备内心最深处、也是最不愿触碰的恐惧：
“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
这短短的十一个字，瞬间将问题的性质彻底改变。诸葛亮指出的，已经不是刘封“有没有罪”的问题，而是他“会不会成为威胁”的问题。刘封的性格刚烈勇猛，与刘备的亲生儿子、未来的皇太子刘禅的懦弱形成了鲜明对比。一旦刘备百年之后，以刘封的威望和能力，谁能保证他不会对刘禅的皇位构成致命的威胁？
刘备的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天人交战。杀彭羕，是为了稳固当下的统治；而杀刘封，则是为了确保未来的传承。一个是功臣，一个是义子。他环顾四周，仿佛能看到无数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有元老派的，有荆州派的，有益州派的……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皇帝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成为一道冰冷的政治方程式的“最优解”，而不能再有半分私人的情感。
此刻，他那引以为傲的“仁德”，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成为了一种负担。他仿佛看到，自己亲手建立的这个帝国，如同一艘在惊涛骇浪中刚刚启航的破旧大船，而他，作为船长，必须亲手将那些看似勇猛有力，却可能在未来凿穿船底的水手，一个个毫不留情地扔进波涛汹涌的大海。
就在刘备举棋不定，被“父子之情”与“君主之法”、“稳固当下”与“传承未来”的矛盾反复撕扯之际，他的思绪，猛然间飘回到了数年前。那是攻克汉中之后，在沔阳举行的盛大庆功宴上。酒酣耳热之际，那个已经病逝的奇谋之士——法正，曾端着酒杯，凑到他的耳边，用只有他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了一段关于“帝王心术”的、足以令百官惊心动魄的言论。那段话，如同一颗被深埋多年的种子，在刘备陷入两难的这一刻，于他的心中轰然破土，瞬间长成了参天大树。它不仅彻底打消了刘备最后一丝的犹豫，更揭示了这位“仁德”君主，在波澜壮阔的一生中，用无数次血的教训换来的、最残酷的政治觉悟。法正究竟对他说了什么？
05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汉中平定的庆功宴上，酒香与烤肉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刘备意气风发，这是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之一，他击败了宿敌曹操，夺取了战略要地汉中，距离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又近了一大步。
席间，众人纷纷前来敬酒，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唯有法正，在敬过一杯酒后，只是静静地坐在刘备身旁，眼神锐利地扫过在场的每一位文臣武将。
待到宴席渐散，法正才低声对刘备说道：
“主公，昔日高祖皇帝入关中，与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秋毫无犯，天下无不归心。此乃主公今日之仁德，是取天下之利器。”
刘备含笑点头，法正的话正中他的心意。然而，法正话锋一转，声音压得更低，也变得更加冰冷：
“然高祖定天下后，为固刘氏万世基业，亦诛淮阴侯韩信于长乐钟室，夷三族；亦斩梁王彭越，剁为肉酱，分赐诸侯。非高祖寡恩薄情，忘却功臣，实乃帝王之道，不存妇人之仁。主公，当将军时，可与士卒同袍；然为帝王者，心中所系的，唯有江山社稷。对天下万民施仁，方为大仁；对一人一事存妇人之情，则可能祸乱天下，终成大不仁。成大事者，当赏则赏，当罚则罚，更需……当杀则杀！”
法正最后的四个字，说得斩钉截铁。这段话如同一道惊雷，在刘备的脑海中炸响。那一刻，他看着法正那双洞悉人性的眼睛，心中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所追求的“仁德”，与一个帝王所必须具备的“铁腕”，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此刻，在决定刘封生死的宫殿里，法正的这番话，每一个字都变得无比清晰。
他终于彻底明白了。自己不再是那个需要靠“仁德”来博取同情和支持的流亡客将，而是一个帝国的开创者和守护者。帝国的稳定和皇权的顺利传承，是压倒一切的最高法则。任何可能威胁到这一法则的人，无论他曾经立下多大的功劳，也无论他与自己有多么深厚的私人情谊，都必须被毫不留情地清除。
刘备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所有的犹豫都已烟消云散。
他下达了命令，赐死刘封。
诏书送到刘封面前时，这位勇猛的少将没有做任何反抗。他只是长叹一声，说出了自己最后的遗言：“我后悔啊，当初没有听孟子度（孟达）的话！” 他后悔的，或许是当初没有听孟达的劝说一起降魏，或许是后悔没有听孟达的劝谏出兵救援关羽。
当这句遗言传回刘备耳中时，史书记载，“先主为之流涕”。这眼泪，或许有对义子英年早逝的悲伤，有对父子之情终结的痛惜，但更多的，恐怕是一个父亲，为了承担起一个皇帝的冷酷责任，所付出的、旁人无法体会的沉重代价。
06
如果说，杀彭羕，是为了用铁腕震慑蠢蠢欲动的益州本土势力，稳定东征伐吴的大后方；杀刘封，是为了用义子的鲜血为未来的皇太子刘禅扫除一切潜在的威胁。那么，接下来对张裕和雍茂的诛杀，则更清晰地暴露了刘备称帝之后，其政治手腕的狠辣与决绝，以及他那不容挑战的帝王意志。
第三个被杀的人，叫张裕，是益州本地的一位术士。所谓的术士，就是精通占卜、星象、预测未来之人。张裕在这方面颇有声名，当年刘备围攻成都时，他曾精准地私下预言刘备最终能夺取益州，此事后来应验，让他深得刘备的信任和器重。
然而，当刘备决定倾全国之力东征伐吴，为关羽复仇时，张裕却又一次站出来公开唱反调。他不仅向刘备本人直言，此战“军必不利”，更在私下里对别人说出了更为致命的预言：“刘氏祚尽矣”，意思是刘家的国运到头了。
在古代，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兵力和谋略，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天命”和“士气”。张裕的这番话，在战前这个极其敏感的时刻，无异于一颗政治炸弹。它不仅动摇军心，更从根本上否定了刘备称帝以及此次东征的合法性。刘备听闻后，雷霆震怒，没有经过任何复杂的审判程序，直接下令将张裕“弃市”，即在闹市中公开处死，以儆效尤。
第四位，是雍茂。雍茂本是刘璋的旧臣，在刘备集团中地位并不算高。他也同样站出来反对东征。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他反对的理由，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的理由很可能与另一位反对东征的元老重臣赵云相似，即认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应当先伐魏，待天下有变，再图东吴。
这是一个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的，非常理性的建议。事实上，包括翊军将军赵云、大儒秦宓在内的多位重臣都曾以此为由劝谏刘备。但刘备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却与对待雍茂截然不同。对于赵云的劝谏，刘备“不听”，但并未处罚；对于秦宓，刘备只是“大怒，欲杀之”，但在诸葛亮的求情下，也仅仅是“下狱”，不久便被赦免。
唯独雍茂，这个地位不高、影响力不大的前朝旧臣，却被直接处死。
这种区别对待，恰恰揭示了刘备此刻冷酷的政治计算。赵云是元老派核心，动不得；秦宓是蜀中大儒，影响深远，杀了会失尽士人之心。而雍茂，无根无基，杀他，既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威慑作用，又不会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
这两次诛杀，向整个蜀汉的官僚体系，传递了一个极其明确的、不容置疑的政治信号：东征孙权，是昭烈皇帝登基后必须完成的最高国策。它不仅是为了给关羽复仇的个人情感宣泄，更是整合内部派系、凝聚人心士气、向天下宣告蜀汉才是汉室正统的立国之战。在这个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面前，任何反对的声音，都将被视为对至高皇权的直接挑战和对国家战略的蓄意颠覆，必须以最严酷、最无情的方式予以清除。
07
这一系列血腥而高效的政治清洗，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在极短的时间内，涤荡了成都朝堂之上的所有杂音。刘备用最不像“刘备”的方式，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统一了蜀汉内部的思想，强行压制了所有反对和离心的势力。他用彭羕、刘封、张裕、雍茂四个人的头颅，为自己即将发动的倾国之战，扫清了内部的一切障碍。
公元222年春天，一切准备就绪。刘备亲率数万大军，号称七十万，从成都出发，旌旗蔽日，战船相连，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东出三峡，以泰山压顶之势，直逼东吴的国门。
此时的蜀汉，内部高度统一，朝野上下，再也无人敢于公开质疑皇帝的决定。出征的大军，士气高昂，充满了复仇的渴望。
然而，这场残酷的内部整合，虽然保证了出征的顺利进行，却终究无法挽回战略层面的根本性失误。刘备被复仇的怒火冲昏了头脑，犯了兵家大忌，将连绵数百里的营寨扎在了山林之中。最终，在夷陵猇亭，被东吴年轻的将领陆逊一把大火，烧得灰飞烟灭。
夷陵的漫天大火，不仅烧尽了蜀汉建国以来积攒的精锐兵员，烧毁了无数的粮草器械，更彻底烧毁了刘备“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最后希望。
惨败之后，刘备退守白帝城，从此一病不起。他虽然用铁腕手段稳固了皇权，为儿子刘禅扫清了未来的道路，但这场赌上国运的战争的失败，也让他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公元223年，白帝城永安宫。病榻之上的刘备，将他最信任的丞相诸葛亮和尚书令李严召至床前。他拉着诸葛亮的手，说出了那段流传千古的托孤遗言：“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他最忠诚的战友，说出的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深切担忧，更是一个开国之君，对自己身后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的无限牵挂。他用生命最后的短短两年，完成了从一个“仁德”的旗手，到一个冷酷的“帝王”的痛苦蜕变。这本身，就是一场无比巨大的个人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选择。
08
历史，最终跟那位被弃市的术士张裕，开了一个无比残酷的玩笑。他精准地预言了伐吴的失败，甚至预言了蜀汉的国运，却没能料到，自己的生命会因为这份“精准”而提前终结。
回望刘备称帝后的那血腥的两年，那四位被他亲手送上断头台的功臣，就如同四块浸满了鲜血的基石，被强行奠定在了蜀汉新生政权的根基之下。经过这场清洗，蜀汉政权不再是一个仅仅依靠兄弟情感和仁义道德来维系的、相对松散的政治军事联盟，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拥有严酷法则和绝对皇权的帝国。
刘备的谥号，是“昭烈”。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评价。“昭”，是光明、是彰显，代表了他前半生以“仁德”昭示天下，聚拢人心的光辉历程。“烈”，是刚猛、是酷烈，印证了他生命最后两年为巩固政权、清除异己所展现出的铁血手腕。
或许，这才是对刘备一生最精准的概括。他用了大半生的时间，以“昭”之仁德，在乱世的废墟之上，吸引了天下英雄，最终成就了帝业；又用了生命最后的时光，以“烈”之手段，试图锻造一个坚不可摧的权力核心，为后人铺平一条可以走下去的道路。
那张我们所熟知的、温和宽厚的“仁德”面具背后，隐藏的并非是虚伪，而是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在被残酷的政治现实逼到悬崖边上时，所被迫进行的、痛苦而决绝的自我蜕变。他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向世人证明，汉室不该灭亡，仁义可以得天下。但可悲的是，他最终却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要守护一个脆弱的新生帝国，仅仅依靠理想和仁义，是远远不够的。
这，或许才是“昭烈”二字，留给后世最深刻、也最无奈的历史回响。在这场拯救蜀汉的必要之恶中，那个曾经的刘玄德，最终孤独地死去，而活下来的，是帝国的开创者——昭烈皇帝。